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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行业深度报告:疫情之下,医疗卫生体系及产业变革路径

2020-03-23| 发布者: 柴潇| 查看: 142

获取报告请登陆未来智库www.vzkoo.com。投资聚焦研究背景新冠疫情短期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对不同产业的影响可能大相径 庭,不过其中大部分仅是一次性的冲击,但有的领域可能就此迎来巨大变革。 历史上,我国的 ...

获取报告请登陆未来智库www.vzkoo.com。

投资聚焦


研究背景

新冠疫情短期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对不同产业的影响可能大相径 庭,不过其中大部分仅是一次性的冲击,但有的领域可能就此迎来巨大变革。 历史上,我国的医疗卫生体系及产业受到了疫情怎样的影响?有哪些领域在 疫情中产生了深刻变革呢?本次新冠疫情又会对我们的医药产业产生怎样 的短期冲击和长期影响呢?

我们完整回顾了我国过去 20 年的重大疫情,分析了每次疫情对我国医 疗卫生体系及产业的影响。参考发达国家的防控体系以及我国防控体系在本 次疫情中暴露出来的不足,我们总结归纳了本次新冠疫情可能带来的长期变 化,并预判了我国医疗卫生体系及产业内部不同细分领域的发展方向,以飨 投资者。

投资观点

疫情终将过去,战胜疫情之后社会将更具有韧性。重大疫情之于社会、 产业的冲击影响是短期的,然而其带来的产业变革重塑却是深远的,医药产 业更是如此。我们认为,医药中的多个子行业有望借此实现快速普及、升级, 这些领域可能更加值得市场关注。建议关注:互联网医疗、医疗防护、医疗 设备、疫苗、血制品、抗病毒药物、CRO、ICL 等领域。

1、SARS 等重大疫情催生和完善了我国防疫体系


1.1、SARS 疫情引发了医药产业全环节变革

回顾 03 年发生的非典疫情,大致可分为“三阶段”:

1)第一阶段(2002/11-2003/03):扩散期。2002 年 11 月 16 日,首个 SARS 病例出现在广东,2003 年 3 月 6 日,北京出现首例输入型非典病例。这一 阶段新发病例较少,疫情并未得到有效控制,非典防控仅限于医院,并且由 于信息瞒报导致疫情扩散,疫情主要集中在广州、北京和中国香港。截止2003 年 3 月底,中国内地累计报告临床诊断病例 1190 例,其中广东 1153 例, 占 97%。

2)第二阶段(2003/04-2003/05):快速传播期。疫情开始向其他省份扩散, 逐步向北京、山西、内蒙古、河北和天津市集中,新发病例数量增多,增速 加快,医护人员感染数也不断增加。中央全力应对,采取多项紧急措施,如 取消大规模人群集聚活动、建立小汤山医院、对疫区给予财政拨款等。截止 2003年4月底,全国累计报告非典确诊病例3460例,较3月底增加190.8%。

3)第三阶段(2003/05-2003/08):收尾期。这一阶段全国疫情稳中有降, 5 月 29 日,北京首现非典零记录。6 月 15 日,全国范围内已无新增的非典 病例。8 月 16 日,卫生部宣布“抗击非典”工作收尾。

医药行业深度报告:疫情之下,医疗卫生体系及产业变革路径

回顾 SARS 传播历程,不难发现彼时我国各项卫生制度存在着诸多缺陷。此 后,SARS 引发了药品、医疗和支付等几乎医药产业全环节的变革。

1.1.1、药品:药监改革加速,“药品加快上市注册”程序应运而生

SARS 之前,新药监管体系有待完善。在 SARS 之前,我国的药审就处在大 变革之中。1998年,为顺应医药分离的改革需求,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SDA) 成立,我国药品监管开始走向规范。2003 年之前,SDA 刚刚建立了(药品 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GSP 制度、生物制 品批签发制度、地标转国标等工作,即刚刚完成了药品生产、流通监管体系

SARS 之下,药监局借势升格。SARS 来临,SDA 作为抗击疫情的前沿部门, 于 2003 年 3 月增加了食品、保健品、化妆品的管理职能,升格为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

SARS 之下,“药品加快上市注册”程序应运而生。面对疫情,2003 年 4 月 21 日,SFDA 印发《关于加强预防诊断治疗非典型肺炎药品和医疗器械 监督管理的紧急通知》,建立预防、诊断、治疗“非典”药物快速审批通道, 标志着我国药审“药品加快上市注册”程序的正式建立。疫情期间,重组人 干扰素α-2b 喷雾剂、连花清瘟胶囊、注射用乌司他丁等多个品种基于快速审 批通道审批进入临床研究。2005 年 11 月,SFDA 印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药品特别审批程序》,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别审批程序实现了 制度化。此后,“药品加快上市注册”程序逐步完善,特殊审批程序、优先 审评审批程序分别于 2007 年、2016 年建立。值得注意的是,2019 年 12 月 10 日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提出了“突破性治疗药物” 和“附条件批准程序”两种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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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SARS 时代,GLP、GCP 制度建立。SARS 疫情之后,SFDA 继续强势 推进药审领域的改革。2003 年 8 月,SFDA 印发了《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 管理规范》、《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建立了(药物非临床研究质 量管理规范)GLP、(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 制度。从 1998 年 到 2003 年,短短 5 年时间,SFDA 就在我国建立了 GMP、GSP、GLP、 GCP、国家局统一药审等现代化的医药监管制度。但在后期执行中,暴露出 了腐败在内的一系列问题,导致了 2007 年 SFDA 的降格,划归卫生部管理。 此后,我国药审领域的改革进度明显放缓,直到2013年,SFDA升格为CFDA (部级),药审改革又重回快车道。

我国过去 20 年药监领域的改革进度和药监系统的机构设置紧密相关,总的 来说,在药监局级别较高的时候,药改进度较快。SARS 疫情强化了药监局 的地位,加速了此后药监领域的改革。

1.1.2、医疗:软硬结合,防疫机制和医疗资源大发展

SARS 疫情中,我国医疗系统的防疫制剂和硬件都暴露出了诸多问题,此后, 对症下药,一系列政策出台:

1)防疫机制

SARS 疫情暴露当时我国缺乏公共卫生应急处理机制。在防治非典过程中暴 露了我国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薄弱。由于“非典”突然降临,且公众对其危 害程度、传播方式、防治措施等不甚明了,流行病发生的程度如何、如何上 报、如何应对等机制都不健全。与此同时,非典时期公共卫生系统信息建设 落后。基层卫生单位对传染病的调查、统计、分析、报告基本还处于手工操 作阶段。即便是一些大中型城市,卫生系统的信息网络建设也还不是非常完 善。一旦遇到烈性传染病的流行和扩散,信息互不沟通,不可避免地出现漏 报、缓报,不能提供准确的决策依据,从而造成防治工作的被动局面。

SARS 是我们国家公共卫生管理的一个分水岭,从那以后,我国开始正式建 立有关传染病防治的法律体系、人才队伍、平台条件、技术储备和专项研究。

SARS 后出台了各类政策法规,构成了较为完整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 案体系。2003 年 5 月,在非典疫情尚未结束之际公布施行的《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条例》是该领域首个行政法规,此后在 2005 年国务院制定了《国 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06 年制定了《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预案》和《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并在 2006 年 12 月印发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区(乡镇)应急预案编制指南(试行)》, 使得从国家到乡镇逐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随后 十余年,在食品安全、核与辐射安全、自然灾害等等方面,陆续出台了不同 层级的预案、规定。这些针对不同种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制定或修订的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共同构成了相对完整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与纵向层面的从国家一级到乡镇一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总体预案一起,构 建起较为完备的应急预案网络,使得各层级、各种类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都 有相应的预案或原则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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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 之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人力和物资调配在完善相关政策法规的过 程中逐步走向规范化、体系化的道路。2006 年国务院制定的《国家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中明确规定了专家咨询委员会的组成与功能,以及在 物资储备中各职能部门的职能分工。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和《国 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中,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过程中的各 项应急处理措施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其中包括突发事件信息报告的责任 划分、现场处置工作的具体分工。这使得非典疫情发生初期广受诟病的信息 不透明、现场处置混乱等问题有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从而在此后出现的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有了明确的负责方和处置流程。

2)医疗资源

SARS 疫情中,面对快速增长的肺炎患者,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突出。另外, 院内感染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a、医疗资源不足,基层问题更加突出。在基层,乡镇卫生院主要进行医疗 服务,对计划免疫、初级保健、健康宜教等公共卫生工作涉足较少。从事公 共卫生工作的人员也多是兼职人员,在大疫出现时,没有人承担防疫工作。 更重要的是,由于基层医疗缺乏公共卫生投入,相关硬件设施极度缺乏,如 试验操作台多是十几年前购置,一些必检项目如毒物检测每次只能拿到公安 部门检测,严重影响了检测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b、院内感染防控能力薄弱。SARS 疫情中,国内多所大型综合医院因院内 交叉感染严重而被迫整体关闭和隔离,医院成了 SARS 期间的重要传染源之 一。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医院应急管理体系缺失,学科设置不完整, 专业划分和医院的医疗工作流程不合理,医务人员对传染病防治知识缺乏了 解,医院建筑设计不合理等。

人才培养、科室建设、设备配置、药品供应,四位一体,SARS 激发医疗体 系建设浪潮:

1)人才培养

我国自 1998 年开始大学扩招,2002 年起,每年的医学专业毕业人数开始大 幅增加,从 2001 年的 7 万人增加到 2018 年的 79 万人。与此同时,我国的 医生人数也开始持续增加,从 2002 年的 184 万人增加到 2018 年的 361 万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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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室建设

a、发热门诊及感染病科室/专科医院:综合医院是阻断疫情的第一道防线, 如果综合医院不能识别、救治传染病病人和做好院内感染控制,将会引起更 大范围的传播。发热门诊和感染病专科就是初期识别的重要堡垒。2003 年 4 月 15 日起,卫生部接连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诊疗工作 的通知》、《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管理办法》,提出县级以上医疗机构都 要设立专门的发热门诊。2004 年 9 月卫生部发出《关于二级以上综合医院 感染性疾病科建设的通知》,要求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将发热门诊、肠道门诊、 呼吸道门诊和传染病科统一整合为感染性疾病科。在随后的多年时间里,国 家加大了传染病专科医院的财政支持力度。2005-2018 年用于传染病医院的 专项支出由 19 亿元增长至 347 亿元,CAGR 达 23.05%。传染病医院的设 施也有了很大改善,万元以上设备台数由一万台左右增长至五万台,基本解 决了正常检验、治疗需求。

b、重症医学科(ICU):非典之前,中国的重症医学科建设非常薄弱,非典 疫情催生了重症医学科突飞猛进的发展。非典结束后,国家要求三甲医院必 须配备 ICU 科室,2006 年《中国 ICU 建设与管理指南》在全国重症医学会 学术研讨会上正式发布,《指南》中具体提出,ICU 病床数量一般以该 ICU 服务病床数或医院病床总数的 2%~8%为宜,并可酌情增加。经过多年发展, 目前我国 ICU 科室床位数已接近五万张,但床位占比仍只有 0.6%,距离指 南中 2%-8%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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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备配置

医疗器械及设备采购量激增,国产企业受扶持。非典疫情中暴露出综合医院 各项医疗设备储备不足和设施陈旧的问题,如呼吸机除协和等超大型医院外 均告急。因此,疫情过后国家加大了医疗设备的采购力度,当年国务院即特 批 20 亿元用于采购呼吸机。随后,如螺旋式 CT 机、核磁共振成像系统、 功能影像产品、医学影像网络系统、心电监护、心电诊断等设备都经历了一 轮更新换代的过程。此外,彼时国产医疗器械厂商生产规模较小,研发投入 不足。非典过后从中央到地方均出台了多项扶持政策,部分省份将医疗器械 列为地区支柱性产业。

4)药品供应

基药目录调整+非处方药动态管理,增加药品可及性。SARS 疫情中,暴露 出了我国基层渠道药品储备品种不充足的问题,对于基层医院,SFDA 于 2004 年 12 月印发了 2004 年版《国家基本药物》;对于零售药品,SFDA 于 2004 年 4 月印发了《关于开展处方药与非处方药转换评价工作的通知》, 对非处方药目录实行动态管理,对于一些副作用小、使用成熟的药物可以转 换为非处方药。

1.1.3、支付:政府卫生支出提速,基本医保走向全民覆盖

SARS 期间,我国政府卫生支出不足、医保覆盖面较低的问题充分暴露:

1)政府卫生支出不足。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财税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 上弱化了财政对公共卫生的投入动力。另一方面,政绩考核和财政压力也导 致地方政府过分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民生领域的财政投入。2002 年,我 国政府的卫生费用投入占财政支出比重仅为 4.12%,是有统计以来最低的一 年。

2)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较低,费用权责不清。截至 2002 年底,全国基本医 疗保险参保人数仅 9400 万人,广大农民和城镇非从业居民并未被医保覆盖,而且城镇职工参保率也较低。疫情开始时,由于巨额的医疗费用,一些低收 入人群不敢看病。

随着政府卫生支出加大,以及基本医疗保险逐步实现全覆盖,2003 年是我 国卫生费用新一轮增长的起点:

1)政府卫生支出:持续较高增长。自 2003 年起,我国政府卫生支出持续较 高增长,相比于财政支出的占比也持续提高。

2)基本医疗保险:加速扩大覆盖面,SARS 治疗费用全额报销。随着疫情 的愈演愈烈,全国多数地区陆续出台对 SARS 患者的医疗费用全额报销的政 策。并且,基本医疗保险加速扩大覆盖面,截至 2018 年覆盖率达到 96%:

a、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1998 年 12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城镇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将职工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截至 2002 年底, 约覆盖 9400 万人。2003 年 5 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印发《关于城镇灵活就 业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指导意见》,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

b、新农合:2003 年 1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意 见的通知》,将占据我国当时人口 60%的广大农民纳入基本医疗保险。

c、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2007 年 7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城镇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将城镇非从业居民纳入基本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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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防疫体系在后续疫情防控中卓有成效,并逐步完善

我们回顾了非典后几次如甲型 H1N1 流感,人感染 H7N9 禽流感、MERS(中 东呼吸综合症)、西非埃博拉病毒和寨卡病毒等重要疫情的演变过程及中国 的应对措施,可以看出非典后的一系列改进措施收到了一定成效,疾病预防 控制体系建设、流感监测网络的完善、信息系统的发展和实验室检测技术的 提升使得后续疫情防控卓有成效,但也同时暴露出许多新问题。中国的公共 卫生、医疗体制及社会保障体系在多次考验中动态发展及不断完善。

1.2.1、药品:甲型 H1N1 流感防控中科研与产业协同明显

甲型 H1N1 流感感染率高、致死率低。甲型 H1N1 流感在我国的传播大致分 为四个阶段。在此次流感防控中,中国政府采取紧急措施,积极防控,最大 限度将疫情危害降低:

1)第一阶段(2009/05-2009/07):导入期。我国首个甲型 H1N1 流感病例 发现于 2009 年 5 月 11 日,为输入型案例。国家及时提出严防社区扩散、加 强重症救治等的防控策略,加强重点场所的防控。

2)第二阶段(2009/07-2009/08):流行期。甲型 H1N1 流感在 2009 年 8 月底前的发展趋势还较平稳可控,但在夏令营和学校开始出现了聚集性疫 情,酝酿第二波快速传播。

3)第三阶段(2009/09-2010/01):扩散期。2009 年 9 月甲型 H1N1 流感 病例开始激增,10 月 28 日,以当天发病人数超过 3000 人为标志,达到了 最高峰,高水平的发病态势持续到了年底。

4)第四阶段(2010/01-2010/08):稳定期。甲型 H1N1 流感新增病例数重 新恢复到较低水平,直到 2010 年 8 月WHO 宣布流感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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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H1N1 疫情防控中科研工作与产业协同效应明显。当时,政府及时建立了 由原卫生部牵头、科技部等多部门参与的联防联控机制,针对防控中各个阶 段的关键性问题,开展全国多学科集成大协作攻关研究,取得了建立病毒检 测方法、研制成功防控疫苗等研究成果。

1)当年 5 月 3 日,甲型 H1N1 流感病毒检测试剂盒向全国发放。与此同时, 这一检测方法被美国和世界卫生组织采纳,并在全球推广。

2)我国迅速组织实施了全球规模最大(12691 人)、时间最早(2009 年 7 月 22 日开始)、品种最多(7 个品种)的双盲、随机、对照疫苗临床试验, 最终证实了一剂次裂解无佐剂 15 微克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疫苗的保护 率可达到 87.3%。甲型 H1N1 流感流行期间,全国累计接种 1.05 亿剂次, 有效遏制了疫情蔓延。

3)甲流疫苗上市后,我国迅速建立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疫苗个案不良反应监 测数据库(7000 万例个案)。

4)我国还建成国际上最大的甲流临床数据库,精确揭示了甲流的临床特征 及影响因素。

我国在应对 2009 年的甲型 H1N1 流感大流行中取得了重要成绩。对 2009 年流感大流行超额死亡的研究显示,我国 2009-2010 年度流感的超额死亡低 于 2008-2009、2007-2008 两个年度季节性流感导致的超额死亡。甲型 H1N1 流感相关研究和防控工作减少了 2.5 亿人发病和 7 万人住院,病死率比国际 降低 5 倍,社会收益约 2000 多亿元,成本收益比为 1:7.5~1:10.84,有效维 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平稳增长(2009 年 GDP 增长率 9.2%)。

1.2.2、医疗:疫情报告系统和防控机制在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疫情 中卓见成效

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病毒疫情致死率较高。2013 年 H7N9 流感在我国的传 播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3-4 月的高峰期和 5-12 月的基本控制期。H7N9 禽 流感疫情伊始,一个月内便达到了高峰,随后伴随夏季高温天气病毒存活困 难,在 6-9 月我国新增病例仅有 4 例,随后天气转凉 12 月新增 5 例,在季 节高发期未发生大规模感染现象,疫情得到了基本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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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报告系统和防控机制等有效措施帮助疫情快速得到控制。13 年 3 月在 我国出现的患者是全球首例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病例,政府高度重视迅速采 取行动,统筹部署防控,成立了由卫生计生委牵头,农业部、林业局等 16 个部门组成的联防联控工作机制。一方面,卫生部门按照“早发现、早报告、 早诊断、早治疗”的原则,全力做好病患救治;另一方面,开展疫情排查控 制,农业部发布《动物 H7N9 禽流感应急处置指南》,指导关闭感染群所在 交易市场和屠宰场,及时消除隐患。中国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才使得疫情 在 2-3 月内得到缓和:

1)主动监测发现疫情,直报系统发挥作用。直报系统下设 6 个子系统,包 括法定传染病系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系统、专病管理系统、医院死亡 病例报告系统、健康危险因素报告系统、疾病预防控制基本信息系统;此外, 该系统中还设置了针对不明原因肺炎(PUE)的直报。2013 年 3 月 31 日, 首次报告的 3 例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确诊病例中,有 1 例是通过不明原因肺 炎监测系统发现,有 2 例是通过国家重大传染病系统发现,直报系统作用初 步显现。

2)政府部门工作效率提升,联防联控机制效果凸显。在 H7N9 疫情期间, 医疗卫生部门内部、相关部门之间以及同国际社会之间的合作贯穿整个过 程,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建立了多部门的联防联控机制,统一领导和协调疫情 的应急响应工作。国家层面的联防联控机制由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领 导,该机构包括农业部、国家林业局和科技部等。除了信息互通的作用外, 联防联控机制发挥机构性力量,实现各部门资源互用、功能互补和行动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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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研工作迅速开展,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保障。(1)迅速确定病原。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花费一周左右的时间从相关样本中分离出 H7N9 病毒, 从而确定病原;(2)迅速确定传染源和传播途径。李兰娟院士项目组利用新 发突发传染病大数据模型分析发现,关闭活禽市场可减少 97%-99%的人感 染 H7N9 病毒的风险,为关闭活禽市场以避免疫情播散做出了重要贡献;(3) 核酸检测试剂盒研发成功。李兰娟院士项目组在确定病原确认后的两天内, 就成功研发出 H7N9 病毒的核酸诊断试剂,并在 5 天内下发到全国各地,使 得我国迅速具备了 H7N9 病毒的检测能力,为疫情防控提供保障;(4)疫苗 研制迅速开展。2017 年,H7N9 的兽用疫苗研制成功,有效防止家禽发病和 排毒。

1.2.3、防疫体系动态发展,不断完善

在后续几次埃博拉、MERS 以及寨卡病毒这三种典型的输入型疫情中,我国 整体应对及时,监控措施到位。2014 年至 2016 年间,埃博拉,MERS 和寨卡病毒等疫情在世界各地相继扩散。国内疾控系统迅速响应,采取强力措施 避免疫情的大规模扩散。2015 年 5 月,我国确诊首例 MERS 输入性病例, 政府部门积极响应,在对病人进行积治疗的同时,还加强了医院感染控制措 施,加强应急监测,特别是门诊患者的发烧筛检,同时还加强并跟踪对管理 密切接触者的健康检测。2016 年 2 月,我国确诊首例寨卡病毒输入性病例。 政府采取加强口岸卫生检疫和各医疗机构发现病例的工作,对疑似病例使用 PCR 方法确诊。当时我国所用的核酸检测试剂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 制,提供给各省疾控中心和重要口岸的检验检疫部门。在及时研判和科学应 对下,埃博拉、MERS 和寨卡病毒疫情并没有在中国大面积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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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国的防疫体系在前几次疫情中仍暴露出一些问题,整体处于动态发展的 过程中。

例如在 H1N1 疫情防控期间仍存在的不足有:

1)与我国幅员辽阔、人口基数大有关,因此相关抗病毒药物、防护用品相 对来说供应不足。

2)疾控机构在应对重要疫情时,医护人员短缺、经费投入不足。

3)医疗设备供应不足,难以满足重大或重症传染病救治需求。

2014 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京发布《防控“甲流”——中国内地甲 型 H1N1 流感防控》报告。报告中提到甲流防控中近 90%的疾控机构出现人 力短缺,45%的疾控机构表示经费短缺。欠发达地区医疗资源有限,设备设 施、抗病毒药物、防护用品严重不足,重症监护病房设施设备难以满足重大 传染病医疗救治需要。在生命科学和医学前沿研究、公共卫生防控及应急管 理等方面研究的投入力度不足。

在 H7N9 疫情防控期间暴露的问题有:

1)政府信息发布机制有待改善。不确切的防治信息使得民众对政府之后发 布信息的信任度下降,严重影响政府的公信力,不利于后续疫情防控工作的 开展。

2)直报系统有待完善。直报系统复杂,医生培训不到位,可能会影响疫情 的早期预警。

2、以史为鉴,深度复盘疫情带来的医药产业变革


2.1、卫生投入加大奠定基础,专项信贷倾斜锦上添花

卫生总费用持续增长。自 SARS 疫情之后,随着政府卫生投入的增加,以及 基本医疗保险逐步实现全覆盖,我国卫生总费用持续增长, 从2002年的5790 亿增加到 2018 年的 5.9 万亿,同时占 GDP 比重也从 4.79%增加到 6.57%, 这奠定了医药产业的景气基础。

专项信贷支持医药企业。每次重大疫情都一定程度上凸显出我国医药产业的 价值及医药企业的责任担当,所以医药企业往往可以享受到专项信贷优惠支 持。例如上海医药,其 2004 年的借款多于 2003 年,利息支出反而更低; 本次新冠疫情下,工信部遴选了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各地对名单内 的企业给予了专项贷款在内的多种支持政策,各大银行也都发行了疫情防控 专题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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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生产端:整体提速,利润弹性大

重大疫情往往带来医药制造业增速整体提速,利润弹性大于收入:

1)出厂端:疫情时期,医药制造业整体收入小幅提速、利润明显提速。

2)终端:SARS 疫情期间,医院的诊疗量下降,并且在医保扩容大背景下, 医药的药品收入增速并没有明显冲高,仅小幅提速。虽然药店端明显提速, 但当时药店渠道占比较低,所以药品终端收入总体仅小幅提速。

总体而言,重大疫情时期,医药行业增速整体提速,工业端利润弹性大于收 入,我们认为原因在于疫情时期,诊疗相关药械需求大增,对应工业企业在 享受需求量大增的同时,压缩渠道费用,使得利润弹性大于收入。

新冠疫情下,综合考虑一下几点,我们认为制造业整体可能难言提速,但内 部可能高度分化:

1)管控力度超过以往:本次新冠疫情下,隔离要求执行更加严格;

2)非急诊科室停诊:为防止院内感染,受感染病例迅速增长期,设有发热 门诊的医药的非急诊科室普遍停诊;

3)医药产业结构不同:我国医药产业结构相比于非典时期更丰富,不同专 科产品影响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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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疫苗:市场化时代拉开序幕,国家扩大免疫规划实施

技术端:SARS 之后,经过 17 年的努力,新技术的运用极大缩短了疫苗研 发周期。传统疫苗技术(灭活、减毒活)需要将毒株进行提取、分离、培养, 在经过灭活/减毒和纯化工艺进行制备,其中细胞培养的过程较漫长。二十一 世纪后,基因工程技术在疫苗研发领域得到应用,新一代疫苗(如核酸疫苗、亚单位疫苗、病毒载体疫苗)颠覆了传统疫苗的生产工艺,无需经过多次传 代,能够极大缩短疫苗研发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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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端:疫苗企业数量急剧增加,更多民营资本投入疫苗研发。1970-2000 年间是中国计划免疫时代,中生集团垄断着全国疫苗的供应体系,主要以卡 介苗、脊髓灰质炎疫苗、百白破疫苗、麻疹疫苗为主。2003 年 SARS 之后, 资本对疫苗市场放开,民企纷纷涌入。2002 年起将乙肝疫苗纳入儿童免疫 计划,并扩大接种范围,计划免疫疫苗可预防疾病增加到 15 种。与此同时, 国家对疫苗产业准入的行政管制开始放松,七大生物制品研究所培养的人才 开始走向市场,民营企业纷纷涉足疫苗领域,外企默沙东、葛兰素史克、赛 诺菲·巴斯德等也进入中国,疫苗市场经济时代开启了序幕。2000-2010 年间, 中国疫苗企业的数量从不到 10 家猛增到 46 家,康泰生物、智飞生物、沃森 生物等上市疫苗龙头均是在这一时期成立。2012-2013 年,2000s 进入的民 企获得产品批文,行业批签发数量激增,直至 2016 年“长生”事件之后批 签发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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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端:疫苗审批提速+消费市场兴起,二类疫苗市场扩大。2015 年之后, 国内疫苗审批提速,HPV 疫苗、13 价肺炎疫苗、四价流感疫苗等新消费疫 苗品种快速引入中国市场,国内疫苗企业加速效仿,叠加消费升级,二类疫 苗供给与需求端同时扩容,市场迅速壮大。

综合来看,SARS 之后近二十年,中国疫苗产业从朦胧状态开始,不断发展 壮大,涌现出若干民营疫苗龙头,不断融入全球疫苗研发与产业化体系。

2.2.2、血制品:非典疫情短期拉动业绩,长期促进普及

从历史经营数据来看,血制品行业在非典疫情期间收入有明显的增长,当时 已上市的企业包括双林生物(2003 年+39%,2004 年+3%)、天坛生物(2003 年+23%,2004 年+18%)、华兰生物(2003 年+46%,2004 年+27%)。 疫情期间增长的动力主要是来源于白蛋白和免疫球蛋白在临床上的应用。

除了短期推动收入增长外,非典疫情还促进了血液制品在临床上的普及和推 广,对血制品的长期增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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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IVD:疫情带来诊疗量变化,行业内部分化

疫情影响诊疗量,进而影响 IVD 行业。SARS 疫情的期间,由于严格的隔离 要求,医院的诊疗量下滑。2004 年医院检验收入增速较高,我们推测主要 是由于 2003 年低基数,即 2003 年医院检验收入受诊疗量下滑的影响,同 比增速较低。

疫情期间,需求分化。疫情对不同科室诊疗量影响不同,自然带来 IVD 需求 的分化。由于疫情往往对应的是呼吸系统疾病,所以疫情期间,血球、血气、 CRP、分子诊断等方面的检测需求明显增加,另外 POCT 也较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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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医疗设备:疫情激发硬件建设浪潮,潮水退去,龙头胜出

SARS 激活国内医院建设浪潮。如前所述,重大疫情中,往往暴露出我国医 疗系统硬件配置的不足,在疫情中,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往往会有一波 医院硬件建设浪潮,带动医疗设备行业高增长。由于医院硬件建设是由国家 层面推动,招采中往往对国产医疗设备会有一定的倾斜,会增强国产医疗设 备产业升级。非典之后,我国医疗器械市场规模已从 2001 年 179 亿元增长 到 2018 年 5304 亿元,CAGR 为 20.72%,远高于全球市场增速。而另一数 据显示,非典后我国 CT 机出口量开始大幅增加,进口量则保持平稳,这从 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国产医疗器械生产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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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浪潮之后,设备需求出现波动。在疫情之后的建设浪潮中,往往相关公 司业绩优秀,但由于设备存在使用周期,集中建设意味着需求的集中释放, 之后往往伴随着需求疲软。在需求疲软期,往往是优秀的公司脱颖而出的机 会。比如迈瑞在疫情之后的需求疲软期,国内业务仍然持续高增长,从监护 仪、呼吸机等市场中脱颖而出。

2.2.5、CRO:SARS 加速药改进程,奠定安评格局

SARS 疫情加速了我国药监政策推进,使得 GLP、GCP 制度于 2003 年顺利 落地。由于药物研发过程中的合规要求提高,内资药企在药物评价、临床环 节的研发外包需求被激发。昭衍新药(成立于 1995 年)和美迪西(成立于 2004 年)充分受益于这波浪潮,成为了国内药物评价 CRO 领域的优势公司。 药明康德、泰格医药则分别受益于 21 世纪初开始的外资药企药物发现外包 浪潮和 2009 年开始的外资药企的国内临床需求浪潮,分别成为国内药物发 现 CRO 和临床 CRO 的龙头。总的来说,由于国内 CRO 产业的订单主要来 自海外药企,SARS 疫情带来的 GLP、GCP 制度加速落地,从而奠定安评 CRO 的格局基础,具有历史特殊性,SARS 之后的几次疫情(除新冠疫情) 并未对 CRO 产业带来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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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流通端:疫情后医药分离加速,零售药店受益

非典期间药品零售额大幅上升。从中西药品类零售额趋势图来看疫情拉动了 药品类销售,03 年 3-7 月间月同比增速均大于 10%,个别月份达到 25%, 相关流通、零售企业均受益。但随着疫情得到基本控制,药品零售额同比增 速因为基数原因出现了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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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后医药分离制度改革加快,医药零售行业春去春又来。非典前夕,中国 药品分销业务对国外资本的准入放开,药品分类管理逐步到位处方药将全凭 处方销售,GSP 认证拔高了行业准入门槛迫使药店加大软硬件设施投入。在 医药不分家的背景下,这些政策无疑加大了零售药店的竞争压力。但非典过 后,国家迅速意识到大型连锁药店的社会效应,加快了医药分离改革的步伐, 多项强调破除“以药补医”的政策出台,鼓励处方外流。此外,疫情后国家 大力推进城镇社区卫生建设和“新农合”试点,使得医药阵线向社区和基层 前移、基层零售终端兴起,医药零售行业春去春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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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服务端:民营医疗、检验机构加速发展

2.4.1、医疗服务:疫情后社会办医受鼓励,民办医院数量大增

民办专科医院可起到分流和支持作用,疫情后专科医院数量激增。2000 年 7 月 18 日,由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财政部、国家计委联合制定了《关 于城镇医疗机构分类管理的实施意见》,并于同年 9 月 1 日起施行。该《意 见》明确指出了非营利性和营利性医疗机构根据经营目的、服务任务,以及 执行不同的财政、税收、价格政策和财务会计制度。由此开始,各地医院的 改制试点纷纷开始启动,这一政策为社会资本进入医疗机构搭建了大体的架 构。疫情中,民营医院不仅可以起到分流综合医院患者避免大量交叉感染的 作用还可尽其所能提供医务人员参与救治。非典过后,随着国家鼓励社会办 医的步伐不断加快,医疗服务行业也进入了快速发展期,民营专科医院数量 由 2003 年的 629 家已上升至 2018 年 6155 家,CAGR 高达 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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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ICL:SARS 催生产业化“元年”

2000 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开启了 公立医疗机构的产权制度改革,公立医院开始加大对利润的考核,这为第三 方检验中心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在 SARS 疫情中,暴露了我国基层医疗 机构检验能力的不足,促进了 ICL 的发展。2003 年是我国 ICL 产业化的“元 年”,金域医学和达安基因的首个独立检验中心都是在 2003 年建立、迪安 诊断、艾迪康的首个中心则在 2004 年建立。2003 年之前,国内的临床检验 中心仅 20 家,且基本是政府机构和科研院所出于检查和科研目的而设立。 此后,2014 年开始的医保控费,加速了行业的发展。总的来说,SARS 催 生了 ICL 产业化“元年”。此后由于在新冠疫情之前,并未有类似规模的疫 情,所以 ICL 主要在医保控费、特检放开等政策下迎来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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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他山之石,发达国家防疫体系借鉴


我国现有的公共卫生防疫制度始于建国初期借鉴的苏联公共卫生防疫模式, 比如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城市劳保制度。但是,随着国家的经济转型,苏联 制度的防疫制度缺陷逐渐暴露问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十分脆弱。

目前全球范围内,传染病疫情报告与防控制度最完善的国家是美国和日本。新 冠疫情之后,我国防疫体系更可能向美国、日本模式借鉴学习。

3.1、美国模式:以 CDC 为中心,多部门协同综合管理

在美国应急管理体系中,CDC 是主要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具体决策者和执行 者,州和地方是第一反应者。

1979 年以前,美国采用“分灾害、分部门”的单一灾种的应急管理模式;但 1979 年之后,美国摒弃了单一灾害管理模式,开始试行以 FEMA 为核心的综 合性突发事件管理模式,即无论发生何种突发事件,均采取“联邦—州—地方” 三级管理体系。2001 年“9.11”和 2005 年“卡特里娜”飓风事件后,美国形 成了新的三级管理体系,包括:

1)国家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隶属联邦,是主要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的具体决策者和执行者,事件发生后启动“联邦快速反应计划” ;

2)医院应急准备系统(HRSA):隶属州,通过药物供给、急救救援、信息沟 通、检疫隔离、院内协调等,迅速整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可调配力量;

3)城市医疗应急系统(MMRS):隶属地方,通过沟通各地消防部门、医院、 社区应急救援队等,加速区域资源的调配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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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三级管理体系外,又可分为四个横向子系统:

1)全国公共卫生信息联络系统:主要负责疾病的监测,监测内容包括住院病人 的相关症状、药店药品销售情况、动物死亡情况等,其中电子网络疾病监测系 统的实效性和反应的快捷性有着难以媲美的优势。

2)全国公共卫生实验室诊断系统:主要负责疾病的病因诊断,美国CDC 拥有 2000 多个公共卫生实验室和 1.7万多个医院实验室,具有极强的科研性、学术 性,诊断正确率很高。

3)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系统:主要负责收集特定人群流行病学资料,用于研究疾 病流行的规律特点及其影响因素,为分析病因提供依据,进而制定预防和控制 疾病的有效措施。

4)全国应急物品救援反应系统:主要负责保障突发事件后医疗器械、药品等救 援物资的储备与迅速到位,可在12 小时内为任何灾区提供至少50 吨的救援物 资,其庞大的储备量与惊人的转运速度确保了应急工作的顺利开展。

3.2、日本模式:迅捷的上报制度与统筹指挥制度

日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体系为典型的“ 国家—都道府县—市町村”三 级模式,迅捷的逐级上报制度是日本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的特色之一。

日本是全球自然灾害高发国之一,在长期的抗灾救灾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 比较全面的综合性应急管理体系。在经历了 1923 年关东地区 7.9 级大地震、 1995 年 7.3 级阪神大地震、2011 年 9.0 级东日本大地震导致严重的福岛核泄 漏等自然灾害后,日本形成了系统化、立体化的应急管理体系:

1)国家首相:作为体系的最高长官,分管中央防灾委员会、安全保障委员会和 内阁官房。其中,中央防灾委员会处于核心地位,灾害发生后,主要负责防灾 计划的实施、防灾事项的相关咨询、防灾专项调查、为地方防灾会议和综合防 灾部提供指导等。国家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顶层设计者,在疾病预防、应 急处置、灾后重建等方面发挥着引领作用。

2)都道府县:负责本地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有权制定本地区具体的防灾 计划,并且有义务协助其下辖的市町村开展防灾计划。日本 47 个都道府县和 2000 余个市町村均签订了互援协议。

3)市町村:作为三级应急组织结构中的地方基层机构,主要负责本市町村居民 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在不违背上级意见的总体原则下,享有制定本市町村 防灾计划 的权力,也有帮助其他市町村及都道府县的义务。

4)“ 紧急灾害对策本部”:最高级别的临时机构,只有发生显著异常、情节 严重的大规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经内阁会议决议通过后方可设立;

5)消防厅和厚生劳动省:整个应急体系的协调运转中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应急处置主要由厚生劳动省负责,涉及国立医院、国立研究所、检疫所、地方 卫生局、卫生实验所、保健所、县立医院、市町村医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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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展望未来,新冠疫情有望开启新一轮医药产业 变革


4.1、新冠疫情仍在蔓延

此次新冠疫情的发展历程截至目前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2019 年底-2020 年 1 月中旬):国内扩散期。2019 年 12 月 底疫情信息首次传出,但并未采取全面措施,也未发现明确人传人证据。部 分患者与病毒携带者的活动为疫情扩散埋下隐患。截至 2020 年 1 月 15 日, 武汉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41 例,已治愈出院 12 例,在 治重症 5 例,死亡 2 例;

2)第二阶段(2020 年 1 月中旬-2020 年 2 月中旬):国内快速传播与全球 扩散期。从 1 月中旬之后,国内疫情迅速传播,全国各地采取应对措施,多 省市陆续启动一级响应,随着强力防控措施的起效,疫情的传播逐步得到控 制,确诊病例数、疑似病例数陆续在 2 月中旬达到峰值,中国大陆现有确诊 病例数的峰值为 58016 人,疑似病例数的峰值为 28942 人;在此期间,国 外也陆续出现确诊病例,如美国、日本、韩国、意大利、伊朗等,1 月 26 日世卫组织将新冠疫情全球风险改为高风险,疫情进入全球扩散期;

3)第三阶段(2020 年 2 月中旬-):国内控制期与全球快速传播期。随着国 内疫情防控措施的生效,确诊病例数、疑似病例数进入下降阶段,多个省份 陆续下调一级响应,2 月 24 日湖北省外新增确诊病例首次达到个位数,疫情 控制成效逐步显现;在此期间,全球疫情进入快速传播期,数十个国家出现 确诊病例,日本、韩国、意大利、伊朗等疫情严重的国家确诊病例数急速上 升, 2 月 28 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将新冠肺炎疫情全球风险级别由此 前的“高”上调至“非常高”。

4.2、医药产业新一轮变革有望开启

参照美、日疫情应急管理体系,以及我国在本次疫情中的表现,我们认为, 我国现有的防疫体系仍有以下可提升空间:

1)卫生总费用

在公共卫生投入方面,我国仍然处于世界欠发达国家水平。根据WHO的统计, 2017 年我国人均政府卫生支出(GGHE-D)仅 250 美元,全球平均水平 527 美元,而发达国家及地区基本都在1000 美元以上。抛开人口因素看WHO统计 的卫生总费用在GDP中的占比,我国也是远低于发达国家及地区。虽然WHO 数据和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口径稍有偏差,但可以反映我国卫生投入力度仍 在处于较低水平,仍有较大的提高空间。

2)疾病的动态监测与预警系统

美国的全国公共卫生信息联络系统对突发卫生事件的全面监测与及时预警有重 要作用,日本以预防观念为核心的应急处置体系从源头减少了人为突发卫生事 件的发生。对照我国,SARS 之后我国建立的疾病直报系统只适用于已知传染 病,对新发传染病不适用。因此不可避免的出现基层医疗机构实际操作中漏报、 缓报的情况。

3)单一灾种的处置模式导致各机构之间综合协同渠道不畅

美国、日本已由原先的单一灾种、分部门处理发展为综合性应急处理,即所有 类型的突发事件均由一个总部门管理,由其负责下属机构的协调工作。而我国 目前仍沿用单一灾种、分部门处理的应急处置模式,消防、公安、医疗机构等 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不够,各部门的补位协同机制不顺畅。从这次新冠肺 炎疫情来看,早期疾控的诊断和医院的收治之间没有做到无缝衔接,造成一定 的交叉感染。武汉市等疫情重灾区,物资供应、调配和发放都出现一定的欠缺。

4)医院和医生补偿与激励机制不足

在我国早期的医疗体制改革中,一度将市场化简单理解为政府的全面退出,而 与此相对应的是公立医疗机构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转变。这一改革思路尽 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医疗体系运行的无效率,但客 观上也导致公共医疗服务供给的趋利性。在政府退出的过程中,新的与市场机 制相配套的政府公共职能却并未明确和建立。在面对重大疫情的时候,由于未 对医院做出明确补偿机制导致医院和政府的公共卫生职能双双缺失。作为疫情 中的高危职业,医生的薪酬制度相对僵化,没有针对特殊时期完善的薪酬补贴 制度。

5)商业保险发展薄弱

社会基本医疗保险保障力度有限,一般情况下,超出额度的部分仍然要靠个人 商业保险来弥补。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的《2018 中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 指数报告》,2018 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覆盖率尚不足10%,而这一数据在美国 却高达85%。

6)慈善制度不健全

在此次疫情中,社会上有很多社会团体和个人伸出援助之手。但由于物资集中 捐赠,对相关慈善机构的管理能力提出了很大挑战,为了保证医疗保健事业捐 赠的善款能够得以善用,为了保证志愿者可以有序加入抗击疫情的队伍,必须 建立规范化的慈善捐赠制度和志愿者管理制度。

药品、医疗、支付端新一轮改革将开启:

1)3月1日,《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健全 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出了本次新冠疫情防控的 5个方面重点工作:

a、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全面加强和完善公共卫生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建设, 认真评估传染病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把生物安全 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 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 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

b、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坚决贯彻预防为主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 持常备不懈,将预防关口前移,避免小病酿成大疫。要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加强公共卫生队伍建设。持续加强全科医生培养、分级诊疗等制度建设。强化 风险意识,完善公共卫生重大风险研判、评估、决策、防控协同机制。

c、改革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健全重大疫情应急响应机制,建立集中统 一高效的领导指挥体系。健全科学研究、疾病控制、临床治疗的有效协同机制, 完善突发重特大疫情防控规范和应急救治管理办法。健全优化重大疫情救治体 系,建立健全分级、分层、分流的传染病等重大疫情救治机制。鼓励运用大数 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 资源调配等方面更好发挥支撑作用。

d、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健全应急医疗救助机制,在突发疫情等 紧急情况时,确保医疗机构先救治、后收费,并完善医保异地即时结算制度。 探索建立特殊群体、特定疾病医药费豁免制度。统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和公共 卫生服务资金使用,实现公共卫生服务和医疗服务有效衔接。

e、健全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把应急物资保障作为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 的重要内容,尽快健全相关工作机制和应急预案。优化重要应急物资产能保障 和区域布局,做到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健全国家储备体系。建立国家统 一的应急物资采购供应体系,推动应急物资供应保障网更加高效安全可控。

2)3 月 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 , 明确提出: “2030 年,全面建成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医疗救助为托底,补 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共同发展的医疗保障制度体 系,待遇保障公平适度,基金运行稳健持续,管理服务优化便捷,医保治理现 代化水平显著提升,实现更好保障病有所医的目标。”具体包括:

a、完善公平适度的待遇保障机制: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医疗保障待遇清 单制度;健全统一规范的医疗救助制度;完善重大疫情医疗救治费用保障机制; 促进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发展。

b、健全稳健可持续的筹资运行机制:完善筹资分担和调整机制;巩固提高统筹层次;加强基金预算管理和风险预警。

c、建立管用高效的医保支付机制:完善医保目录动态调整机制;创新医保协议 管理;持续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d、健全严密有力的基金监管机制:改革完善医保基金监管体制;完善创新基金 监管方式;依法追究欺诈骗保行为责任。

e、协同推进医药服务供给侧改革:深化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制度改革; 完善医药服务价格形成机制;增强医药服务可及性;促进医疗服务能力提升。

f、优化医疗保障公共管理服务:优化医疗保障公共服务;高起点推进标准化和 信息化建设;加强经办能力建设;持续推进医保治理创新。

医药产业新一轮变革有望开启。深圳市 3 月3 日发布《促进生物医药产业集聚 发展若干措施》。我们预计,后续完善防疫体系、定向支持医药产业的政策将陆 续出台,我国医药产业新一轮变革将开启。

4.3、诸多子行业将迎发展机遇期

我国医药产业众多子行业有望借势完成普及+升级。每次重大疫情,都是我 国医药产业加速升级的契机,需求端和政策端都有望迎来利好。可以预计, 医药产业中的多个子行业将迎来发展机遇期。

4.3.1、互联网医疗:机遇大,零售药店迎变革

疫情中互联网医疗价值得到肯定,后续有利政策有望持续推出。疫情期间, 国家卫健委接连发布了《关于加强信息化支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在疫情防控中做好互联网诊疗咨询服务工作的通 知》两份指导文件,充分肯定了互联网医疗在疫情期间发挥的积极作用,强 调了后续互联网医疗在线诊疗、引导患者有序就医的发展走向,我们认为互 联网医疗有望迎来政策利好,短期有望加速互联网医疗的普及,长远来看行 业健康发展将得到规范和扶持。

零售药店迎来变革机遇,O2O 模式有 B2C 无法替代的优势。B2C 模式网售 处方药目前尚存在属地管理不清、产品质量追溯成本高、医保支付受阻、配 送运力不足等劣势。考虑到安全性等原因,我们预计短期内全面放开 B2C 网售处方药的可能性不大。相比较 B2C 模式,O2O 模式可能更加容易被政 策接纳。对政府而言,O2O 模式绑定实体药店便于监管,处方流转平台的建 设可以让合规性更强的实体药店承接处方外流。对消费者而言,O2O 模式时 效性更强,大多数用药需求可以在 30 分钟内满足。

未来互联网医疗业态或形成线下线上联动机制,政府和医院、平台商、零售 药店均受益。未来平台商可以为患者建立云档案,配合分级诊疗和家庭医生 政策逐步完善个人健康档案制度。政府作为牵头人可将医保中部分慢病药品 份额从实体医院中分离出来,让互联网平台利用大数据优势设计最优解决方 案,最大可能缓解政府和医院的医保支付压力。对于平台而言,客户流量也 有望在医保支付打通后快速变现。处方外流已是大势所趋,我们认为以零售 药店为主导的 O2O 模式将主要承担起短期内处方药和应急性非处方药的销 售,而 B2C 平台则需要继续加强物流配送能力及安全追溯能力,未来主要 承担起慢病药物和非应急类药物的销售,我们认为直接对接消费者和生产商 的 B2C 模式可能在高价慢病药物方面更具价格优势。

建议关注:阿里健康(H)、平安好医生(H)、益丰药房、老百姓、大参 林、一心堂等。

4.3.2、医疗防护:疫情凸显储备不足,未来需求或大幅增加

新冠疫情显示出我国医疗防护储备薄弱,需求端有望实现较大增长。疫情开 始后,各地定点医院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物资短缺现象。以医用口罩为例, 我国口罩总体产能为 2000 万只/天,占全球近半产能规模,其中医用的外科 口罩产能是 220 万只/天,医用 N95 口罩产能约为 60 万只/天,但有超过 50% 口罩生产企业不具备医用口罩生产资质。考虑到我国超过千万的医务人员数 量,保守估计一次性医用口罩的单日消耗量就会达到百万级别,存在大量缺 口。为了解决物资紧缺问题,工信部发布了防疫重点物资清单并由政府统一 接管,督促复工加班加点生产防护用品,产能剩余部分也将统一采购进入国 家储备。考虑到未来医院端医疗防护将更受重视,防护用品需求端有望大幅 增长。

除此以外,家庭防护和企业防护也提出了新的需求。疫情发生以来,民众对 家庭防护意识显著增强,从一次性医用手套过去一年天猫销量数据变化趋势 来看,单2020年一月份销量就达到了56.67万只,二月份第一周销量为29.71 万只,为去年二月整月销量的 10 倍。由于家庭主妇使用一次性手套进行厨 卫清洁容易形成习惯,会重复购买,可以认为这种增长将具备一定长期逻辑。 疫情发生后各企业单位均加强了卫生防护工作,如消毒水、口罩、一次性手 套的采购量大增。疫情结束后,高标准的卫生防护体系有望形成常态。

建议关注:英科医疗、鱼跃医疗、康德莱、奥美医疗、振德医疗、阳普医疗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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